从“五四”以来，历来都是批孔的，却很少有批董的，更少有批朱的。批董和批朱都是在褒扬孔子和儒家学说时才进行的一些修饰。 鲁迅一生都与礼教作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其说他在批孔，不如说他在批董。董仲舒假借孔子构建了自己的理论，成为自西汉以来最重要的“圣人”，但人们很少把矛头对准这个人。原因是什么呢？ 为什么董仲舒的理论会成为封建统治者所依赖的唯一的理论？ 为什么儒家学说会成为百家之首？ 这是我们在认识传统文化时必须要理清楚的问题，否则，我们的很多批评都将留于虚无。有人说，道家是中国第一哲学，可是为什么在影响方面不能超过儒家呢？为什么在先秦时期都不如墨家呢？还有人说，董仲舒是中国文化中的第一罪人，为什么呢？罢黜诸子，在当时意味着什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董仲舒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首先，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诸子中儒家占了先河。 从先秦来看，最盛的儒墨两家。尽管后来我们知道道家有两大伟大：老子和庄子，而墨家只知道墨子，却不知禽滑厘等，原因是后来道家慢慢地兴盛了，而墨家几乎绝迹了。

道家所谈论的是自然之道，是天道，却不与民生和人伦为重，也就是说，道家是高山流水，智慧中的智慧，一般民众是无法理解和接受的，恰恰相反，儒墨两家重的是民生和人伦。先秦时期，是战争最频繁，民生最艰难的时期，朝纲先失，人伦破坏，或者也可以说，先秦时期正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时期，一切人伦都在新旧更替阶段，百姓需要一种新的人伦道德来安定社会，需要一种更为世俗化的学说来解释和稳定民众。同时，先秦时期，也是民众意识崛起之时，民众也迫切需要一种承认自己的理论。在这种情况下，诸子之说中，只有儒家和墨家拥有这些道德文化资源。道家几乎不关心世俗，阴阳家重的是世界的常理，即形而上的理论，法家一味地为统治者服务，名家也不关心民生，等等。儒家和墨家不同，儒家所持的六艺代表了当时最重要的文化力量，可以说是当时社会中的中坚力量，儒家提倡的仁义礼的观念正好符合了当时混乱的社会需要，不仅仅是统治者需要，老百姓也需要。儒家被当时人们接受，最重要的是，她的巨大的文化传承性，即她极力地强调传统的重要，这符合人们的接受心理。在此基础上，儒家又改造传统，从传统中抽象出仁、义、礼的哲学、道德思想。孔子时代主要提倡仁与礼，仁便是爱人，爱一切人，它符合民众的意愿，这是孔子最重要的哲学思想，也是孔子成为圣人主要所持者。当然最主要的是传承的礼的思想和形式。这也符合当时宗法制思想日渐上升的时代心理，它既是王公贵族们稳定社会的主要所依者，同时也是社会细胞家庭的主要依据。在传统观念中，我们总是批判孔子的思想符合当时统治阶级的思想，不符合被统治阶级的思想。这样的观念是不符合历史的，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在一段时期里，我们总是强调对立的哲学观，使阶级论一直潜伏在中国人的内心里。现在还有很多学者和知识分子仍然认为，孔子和董仲舒等只是为统治阶级服务，没有为被统治阶级着想。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没有民众的支持，任何观念都将成为短命鬼。如早期的法家，一味地强调由上而下的酷刑。秦亡了，隋亡了，元也亡了。法家就是强调了对立面对遭此下场。儒家强调的礼的观念由周时就开始了，已经深入民心。孔子用仁的思想将其改造，孟子又加以义，孟子还特别强调“民为贵，君为轻”的观念，旬子则从客观主义的角度和“人性恶”的方面进行了另一番解释，自此，先秦时期儒家的思想基本上可以说非常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了，上自王公贵族，下自平民百姓，都能接受。大概是儒家的观念太甚，以至于在秦时有“焚书坑儒”的恶事发生。墨家也一样。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墨家初期是儒家的派出者。墨子受学于儒家，同时，墨子提倡的“兼爱”观念与孔子“仁”的思想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墨子更加强调中下层民众的意愿。这就使得墨子在当时中下层民众中享有盛誉。

其它学派则不曾有这样的力量。 而在儒家和墨家之间，儒家又比墨家更切合当时的社会需要。儒家所持的六艺，正是当时中上层阶级所必须的，而墨家进行的是中下层阶级即当时的工商业阶层的教育。儒家很容易地占领了社会各界最重要的岗位，而墨家则仅仅成为“江湖”联盟。在当时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墨家还不能主宰社会的意志。儒家学说与墨家学说相比，儒家学说更为系统化，既具有形而上的哲学，又具有世俗人生所必须的伦常道德（这是至关重要的），而墨家学说则流于表面，甚至流于诡辩。所以说，在先秦时期，只有儒家最适合当时社会的需求。儒家的积极进取的精神也正是当时变革社会所需要的精神。

其次，儒家重视教育的风气使儒家自然而然地成为显学。在先秦学派中，只有道家重无言之教，其它各派则非常重视教育，但在众多的学派中，儒家是最重教育的。从传播学的角度讲，儒家是非常重视学说的传播性的。孔子虽然不是历史上第一个开办私学的人，但他是历史上第一个以开办私学而著称的教育家。他的弟子最多。不仅如此，孔子还周游列国而讲学，将其学说散布四方。如同今天的大学者在全国各大学讲学，以传播自己的思想一样。孔子的这种举动，是带有先导性的，在他之后，墨子、惠子、张仪等也开始四处讲学并求官。

儒家也在各学派中最有教育的资本，儒家的六艺是从周时继承下来的，这是当时知识分子必须掌握的知识、修养和技艺，也就是说，儒家所教育的学生，正是社会的中坚力量。重视教育的结果，使儒家成了最大的学派。

关于这一点，也可以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身上看出来。苏格拉底虽然没有开办学校，但是他的教育无处不在。他常常在街上、酒馆里与人辩论，教育学生。他的学校就是整个社会。受他教育的人不计其数。柏拉图觉得这正是苏格拉底的缺陷之一，所以，柏拉图开办了学校，有了教育的教材。这正是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在后世留名的主要原因之一。 教育培养了接班人，这种传承性是学说得以继承和发扬的重要原因。道家和其它各学派显然没有足够地重视教育，或者说，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其它各学派不可能在教育上取得重大的成就。比如，前面已经述及，只有儒家具有理论上的系统性和传承性，而其它各派相对于社会急需，只能说是边缘学科。

第三，从历史上也可以看出，儒家的仁义观不仅是知识分子所推崇的主要社会价值观，而且也成为封建君主统治所依循的主要精神。秦的残暴使汉时知识分子认清了儒家仁义的重要性，这是汉武帝之所以采纳董仲舒的主要原因。元的残暴使清也认清了儒家的力量所在，于是，清王朝从一入关就开始提倡王道和仁政。

从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儒家所提倡的礼教这一非常具体的社会伦理，正是历代封建社会所依据的重要组织。如果儒家没有这样的伦理与组织，儒家就不可能成为社会的主流学说和价值观，就会被另一种具有相同功能的学说所代替。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基督教在西方社会的功能看出。在西方社会，无论君王怎样流行，只要有基督教的伦理道德与组织，整个社会便是稳定的。这正是基督教最大的功能所在，也是基督教在西方社会成为主要精神的原因所在。儒家也一样，它发挥了和基督教一样的作用与功能。试想想，如果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没有了儒家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第四，在董仲舒时期，儒家学者在释经的过程中，对儒家进行了重大的改革。董仲舒在将儒家与道家相比的过程中，看出了儒家缺乏一种形而上的明确的阐释，于是，便借鉴道家的学说，将“天”人格化，并提出“天不变，道亦不变”，使儒家不仅仅成为一种与宗教同类的学说，还使儒家第一次具有了一种形而上的哲学依存。在当时，人们都非常重视五行阴阳，于是，董仲舒又把五行学说与儒家的学说进行合并，形成“五德”伦常和“天人感应”的天人合一观，使儒家学说在神学的装扮下世俗化，神圣化。在此基础上，他将礼教进行了更为明确的界定，这便是“三纲五常”，上至君王，下至百姓，他都关照到了。礼教在这个时候才开始产生，而这正是鲁迅毕生批判的对象。所以说，鲁迅实际上批判的主要是董仲舒，而非孔子，当然，从根本上来讲，孔子是根源之一。自此，儒家成为中国封建时代最成熟的学说、伦理、价值观，儒家学说也完成了它向神学和俗世两方面的改造。再也不可能有任何一家学说能与其抗衡。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成了众望所归。

第五，儒家从孔子开始，就有了学术梯队，而从董仲舒开始，凭借官方，开始有意识地培养起了自己的学术梯队。一批批的接班人使儒家成为自汉以来唯一的正统学说。关于这一点，是众所周知，不用笔墨了。　第二独尊儒术，是因为儒学道德使多数人受益。

　　当然能不能安天下，成为现实生活中道德理论的核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就是：人民大众在这种道德理论（或者意识形态）的指导下，于现实生活中是否得到更普遍的个人利益。

　　道德理论普及的基础是由普遍的个人利益所决定的。这一观点由我个人提出。

　　就像现代人们大多“温文尔雅，不管你是工人也好，是商人也好，是官员也罢，他们大多是温文尔雅的，没见过几个人是见人就吹胡子瞪眼的。所以“温文尔雅”被认可，是因为这样做使自己受到益处。

　　以这样的观点我们再回头看儒学是怎样摆脱法家的纠结，一举成为社会的主导“道德理论”。

　　儒学的第一个发展时期---春期战国，儒家提出仁 、义、礼。这个义一开始就不被统治阶级所接收。

　　看到这个“礼”，更是让统治者如芒在背，恨之入骨。在 春秋战国时期，国家的最主要矛盾是侵略于反侵略。统治阶级自己的自律暂时属于次要矛盾 ，你让国王贵族们去守礼，他们就会把你轰出来。宋襄公持‘仁义’，被天下笑。

　　而到了汉朝，国家形成了大统一，出现了七王之乱，从汉武帝的爷爷到他爸爸， 一直到汉武帝初期，王国受到最大的威胁一直来自于统治阶级内部，统治阶级内部的自律，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最主要矛盾。统治者为了保护自己的性命和富贵，也 必须接受这个他们最痛恨的“礼”字。在汉武帝之前，已经有了很多重要人物支持儒学。

　　仁爱、正义的思想也使大地主阶层成功转型。

　　西汉是士族阶级产生的年代，战国土地可以私人耕种，使大地主阶级开始萌芽。到西汉鼎盛时，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和平发展，大地主阶级开始产生。没有文化，又突然变富，他们的道德水平可想而知。不管是司马迁《游侠列传》中的西汉部分大侠，还是《汉书游侠列传》中的大侠，他们记录的全是新兴大地主。西汉所谓的侠已经不是春秋战国中的刺客，而是为祸乡里的恶棍。从汉武帝“徙云陵”开始，他们成为政府的压制方向。

　　在“举孝廉”、“选秀才”中他们也被刻意压制，当然任何政策都不是一刀切的，这其中也出现和政府配合，像黄霸的“豪杰役使”。压制大地主的政策一直延续到王莽时期。（这段历史我在《士族的产生和发展及影响》中有细致论说）

　　而东汉不再压制大地主，改为教化。（随之大地主的壮大，也压制不下去了）大地主在接受教化之后，马上产生巨大的能量，利益立显。大地主子弟有钱，可以装作“好善乐施”，这在“举孝廉”中占据巨大优势。穷人，你说你好，你接济穷人了吗？

　　而在“选秀才”中更是异军突起。那时的书籍还叫“册”，是竹作书，刀刻字，是非常贵的，近乎稀有。大地主子弟才读的更多的书。三国中把冀州让给袁绍的韩馥，就是拿刻字‘刀’自杀的。东汉“选秀才”几乎被大地主子弟垄断，大地主就那么些人，这时才会出现世代为官，四世三公现象。大地主群依靠儒学教化，一举改变自己的形象，成为新兴的‘士族’。《后汉书》起，再没《游侠列传》，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起士族几乎垄断文化。

　　就是与儒家一直竞争的法家，为了自己“得利”也不得不接受儒学。法家以“因人之情”（顺应形势）为基础，读一二本法律条文，就去当官。

　　而法律是因“礼”而定，比如杀人，有人要被夷三族，有人要杀，有人要被判远徙，而有人就被判坐几年牢，再有人甚至不被判刑（如桓温杀仇人全家，仇人也是官员）。

　　这种情况使只读“律法条文”的法家（吏）无所适从，只有回头再从新学习。

　　这里最典型的是西汉武帝时丞相公孙弘，他小的时候研读了一本“吏”书，就去当“狱吏”了，常发生错判，被“犯罪免职”，一气之下回家专研《公羊春秋》二十年。

　　我前面说过的，《论语》好比儒学的论点，《春秋》是论据，论证的事实资料。公孙弘学了这么多例子，当然受益匪浅，成为丞相。

　　从儒学道德各层次所接收的故事中，我们发现，道德伦理的建立，要使大众明显获得利益。

摘自 愚作 儒学第一次‘方向性’改革，及其对现实意义

（编辑：张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