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的寿命二百九十六年,共有十二个皇帝,十二个皇帝中,将进三分之二的皇帝都很能干,了解并努力完成他们的责任,三分之一的也都属中等才智,像明王朝那样一连串草包恶棍型的君主,清王朝一个也没有。中国还没有一个王朝,包括周王朝,西汉王朝,东汉王朝,唐王朝在内,出现过这么多具有很强能力,而又肯辛勤工作的帝王。

　　站在当时的民族感情上,由汉人组成的明王朝的覆亡,使人悲痛.但站在中国历史的高峰回顾鸟瞰,我们庆幸它的覆亡。明王朝本世纪(十七)的疆域已萎缩到三百余平方公里,而且仍继续不断萎缩,内政的改革根本无望,只有越变越坏,如果拖下去,拖到十九世纪,根东侵的西洋列强相遇,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会被瓜分,中华民族会成为另一个丧失国土的犹太民族,而且因为没有犹太民族那种强烈的宗教感情作为向心力的缘故,将永远不能复国,至少,注意一点,二十世纪清王朝一再割地之后(总共割掉了一百五十余万平方公里),中国仍具有一千一百四十万平方公里),比明王朝要大三倍,使中国具有翻身的凭借。——柏杨

　　清朝国家机器较长时间维持正常运作，皇权集中，统治巩固，困扰着中国历代皇朝的母后、外戚、权臣、朋党、藩镇等祸患，减少到了最小程度。清朝前期总结了中国历史上统治的经验教训，决策施政，经过深思熟虑而审慎从事，威权专一，令出法随，取得了重大的治绩。——戴逸

　　统观全部中国古代历史，清朝皇帝在总体上是比较好的，而其中的康熙皇帝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之一，他与唐太宗李世民一样使我这个现代汉人感到骄傲。——余秋雨

　　上述的评价除了柏杨的一段有点推测之词外，其它从局部看，好象都无问题。但这些名人、大家似乎都忘了一句名言，那就是“屁股决定脑袋”。要评论事物，总得首先有个立场，再得有个标准。这立场、标准选得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评价的科学与否。那么，我们首先应站在什么立场上呢？我认为这个立场应该是中国人的利益，这个标准在当时来说应是“近代化”三字。在谁的治下更能促进（或者少点阻碍）中国的近代化，谁就应该到更高的分数。这个立场、标准的科学性应该是无庸置疑的，但我就不明白，上面的这些名家为什么不参用它，而偏要用一些皇帝勤政之类的作标准，难道治天下真的是越独裁越好，独裁能力越强越好？

　　我们首先来看看明清两朝的制度。大家知道，明太祖废丞相标志着中皇权专制的加强，但明朝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实，大学士成了事实上的宰相。而明朝科道言官又对相权、皇权有很大的制约作用，皇帝、大学士很多时候不能为所欲为。明朝的权臣，如严嵩等，没有一个不曾受到过言官的严厉弹劾；就是皇帝受言官弹劾的也不少。但清朝却真正做到了皇权独大，真正是“威权专一，令出法随”。乾嘉时期,桐城派散文家管同对明清两代政治上的较大差异做了一番典型意义上的比较：“明之时，大权专权，今则阁部督抚率不过奉宣职业；明之时，言官竞争，今则给事御史皆不得有大论列；明之时，士多讲学，今则聚徒结社者渺然无闻；明之时，士持清议，今则一事科举……”由此可见，清时的所谓大臣也不过是“奉宣”而已，而言官更难有出声的机会，其它的士的结社、清议更被严厉禁止。在清朝这样的制度下，社会还能保有多少生气，还有多少人能对时局的变化灵活应变？而这些正是一个向近代化转变的社会所必需的。

　　清制的另一大特色是大搞血族统治。虽然清统治者总是标榜“满汉一视”，但究其实，对汉族的殖民心态始终未变。“清律确认满族享有政治、经济、司法等各种特权。满人做官不经科举途径，而是靠特权；凡是重要的军事、财政部门等主要职位，均为满人垄断和控制；对满人（旗人）给予旗地、旗产方面的特殊法律保护。满人犯罪不归一般司法机关审理，而由步军统领衙门和内务府慎刑司审理，宗室贵族由宗人府审理。如须处刑则依例可‘减刑’、‘换刑’”(摘自中国法制史)。这样的民族歧视政策，再加上满人在统治集团上的优越地位，在一个须应付剧变的时代，他却首先考虑维持自己的统治利益，然后才是国家的自强，这样无疑拖累了中国的进步。最起码他就做不到唯才是举，而在明时却不需有这种考虑。

　　我们再来看看两朝的思想文化。大家知道，在明时，中国的思想文化也是在不断发展的。程朱理学虽为官方所倡导，但由于官方控制不严，异端思想很容易产生、发展、传播。明代中叶王学兴起，殆至末流，他的再传弟子鼓吹利、欲乃是人的本性。利和欲本是追求、满足人类物质需求的动力，正因为有这动力的驱动，人们才得以不断提高生活与生产水平。这些观念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人性的发现是何等相似！李贽倡人必有私的“童心说”，其说不但未遭禁止，反一时有洛阳纸贵之势。至明末清初，黄宗羲更是一反传统的崇本抑末之说，提出“工商皆本“之说，并勇敢地质疑皇权的至高无上。

　　反观清朝，明定已僵死的程朱理学为国教，不许民间讲学、结社，又大兴文字狱，大批士人遭杀戳、流放，又大肆禁图书。以至有清三百年，没出一个值得称道的思想家。这也难怪。在咏咏清风明月都可遭族诛的情形下，在“避席畏闻文字狱”的惊怖中，人还能出什么思想？

　　明朝的科技一直在发展，成果不断，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朱载堉的《律学新说》，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的《农政全书》等等都是有当时世界水平的作品。徐光启还与外国传教士利玛窦合译了《几何原本》。戚继光写了《纪效新书》，详细描写了明朝火器及军事技术的进步。可叹清朝不但自己拿不出什么东西，反而把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书都给弄丢了。现在能看到《天工开物》，还多亏日本保有此书，否则我们这些后人连祖宗曾有这样的成果都不知道。

　　清朝统治者一味强调崇本抑末，厉行禁海，这是对明朝中晚期经济政策的一大反动。明朝虽然也实行过“海禁”，但往往有令不行，中外交流不绝；而清朝令沿海居民内迁50里，不从者杀无赧。在所谓的康乾盛世，中国的工业水平实际在下降，有人统计，到1840年康乾盛世结束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

　　确实，明清都是坚持封建制度，是坚持儒家思想，但明朝比清朝的反动程度要轻得多，新思想很容易萌牙、生长；清呢，大搞血族统治，大搞文字狱，把所有的思想都用在防汉、治汉上，这种情形下，还能有什么发展？还怎么对付时代变局。

　　当然也不能说清毫无贡献。至少在清治下人口是增长了，其实这主要要归功于南美高产作物的引入，但清的推广之功，终不能一笔抹杀。另外，在清统治下，中国的领土是扩张了。虽说清的开疆拓土主要是为自己的殖民统治。在其统治中国的大部份时间并不允许汉人前去新拓之地，大搞种族隔离。但这也毕竟为全中国圈了一些地，为后人争取权益打下了一个法理基础。想想自民国以后，虽经大批爱国之士的努力，我们又何曾取得过一寸清朝疆域以外的土地。

　　 综上所论，以清代明实是一场历史的悲剧，我们实没有任何理由去美化它。今天如为了某种政治需要而刻意地去粉饰它，付出是代价将是汉民族精神上的阳萎。当然我们也不必夸大它的影响，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都归咎于它。平心而论，即使满清不入关，中国也不大可能率先进行工业区革命。中国太大，文化优越感太强，思想文化又完全与西方相对（这不是错，在后现代化的今天，这些思想文化又显出独特的价值，但却不适合那个时代。），各地发展太不平衡，中央政府又太强（明虽弱于清，但相较于时代的要求来说，还是太强了。象西方，皇帝一纸命令就能停止郑和远航的事根本不可能发生）。但毫无疑问，满清的反动统治迟滞中国的现代化，使全体中国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